1、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及相关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2022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该公司筹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亿元，为满足债券发行业绩要求，时任公司董事长宋某和其他高管人员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提前确认收入、虚构回款掩盖亏损、虚增商誉等方式进行财务造假，在2018年年报中对外发布，共计虚增商誉2.14亿余元，虚增收入4.67亿余元，虚增资产6.48亿余元，虚增利润6.58亿余元。另经侦查发现，审计会计师朱某军、刘某军在上述年报审计过程中发现明显异常现象，仍指导该上市公司签订虚假合同，并销毁询证函掩盖合同造假事实，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2024年10月，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宋某等作出有罪判决；11月，以犯提供虚假证明罪对朱某军、刘某军作出有罪判决。

　　2、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及相关人员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

　　2022年2月，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B公司及实控人陈某荣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和陈某荣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经查，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和B公司分别为A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公司，2017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A集团公司董事长陈某荣指使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列、财务总监李某龙，通过A集团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和个人账户，将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23亿余元资金转至A集团及其关联方；指使B公司高管屈某采用同样方式，占用B公司1.7亿余元资金，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均构成关联交易。此外，自2017年底开始，陈某荣指使陈某列和李某龙在未经董事会审议的情况下，擅自以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为A集团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11亿余元。浙江某股份有限公司和B公司均未依法履行上述关联交易和担保信息披露义务。至案发，A集团对两家公司尚有总计20亿余元未归还。

　　2024年7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陈某荣、陈某列、李某龙作出有罪判决，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屈某作出有罪判决。

　　2024年3月，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山东某股份有限公司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山东某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2015年至2018年期间，该公司通过虚增银行存款、虚减对外借款和融资费用等方式进行财务造假，并存在虚增利润、违规不披露重大诉讼和仲裁信息、担保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其中，2015年年报虚增利润达到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575%；2016年年报虚增利润达到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38.8%，并将亏损披露为盈利；2017年年报中未依法披露的诉讼、仲裁、担保信息占当期披露净资产的227.6%；2018年年报中未依法披露的诉讼、仲裁、担保信息占最近一期披露净资产的805.6%。

　　2024年3月，德州市中级法院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山东某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程某某作出有罪判决。

　　2021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东方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原实控人、董事长赵某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东方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为完成业绩指标，赵某等人策划、组织、指使实施财务造假，通过虚构的翡翠原石销售交易虚增营业收入及利润，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其中，该公司2017年年报虚增利润1.84亿元，2018年半年报虚增利润7900万元。

　　2024年8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赵某等作出有罪判决。

　　2022年1月，新疆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新疆某股份有限公司及实控人黄某等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新疆某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某伙同其他高管，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公司半年报和年报中未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多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其中，2016年、2017年未依法披露的关联方占用资金和担保金额累计达6.12亿元、3.55亿元；2018年、2019年虚增利润总额129万元、7924万元。另经侦查发现，黄某等人还涉嫌挪用资金、虚假诉讼等其他经济犯罪，涉案金额巨大。

　　2024年1月，塔城地区人民法院以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对黄某等作出有罪判决。

　　非法集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让民众防不胜防，屡屡陷入骗局。今年5月15日是第十六个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人民网整理了几起相关案例，旨在提醒广大民众切勿被高额回报的诱惑冲昏头脑，坚决远离非法集资陷阱，时刻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江苏省徐州市天爱养老服务公司在未办理养老机构备案的情况下，利用发放宣传材料的形式，虚假宣传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等内容，向社会售卖数额不等的消费卡，并返还消费券用于抵扣旅游等服务。但实际上，非法吸收的集资款只有部分用于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为防止更多的社会老人上当受骗，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政府将该风险入库，抽调有关部门精干力量，组成天爱养老风险处置化解工作专班，专司相关事宜。专班对天爱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走访、查验、谈话，发现该公司已全面停止宣传业务，且全部退赔。

　　近年来，以养老服务为名的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频发。此类犯罪不仅给老年人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还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老年人及其家属应提高警惕，增强辨识和防诈能力，认清此类营销模式的真实意图和套路。同时，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对收取大额预收费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重点监管，及时发现并介入非法集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老年人经济损失。

　　2019年6月，被告人史某、朱某以陕西丝路起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在西安市高新区财富中心设立办公地点，对外以中投善泉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利用自行搭建的BRTR平台发行、交易USDT、QC、BRTR货币，并以保本高息和享受豪车使用权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经审计，截至案发，共有114名集资参与人报案，集资总金额634万余元，已返还516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史某、朱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法分子常以“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广大投资者应保持清醒头脑，不盲目轻信高额回报承诺，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以免个人财产受损。

　　2016年8月，被告人赵某某注册成立某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公司没有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对外宣称自己与上层领导有关系，投资到某商贸有限公司可以赚取政府养殖补贴，到期返还本金并按照投资数额2%的比例返还补贴，本金和补贴没有任何风险。赵某某通过发放宣传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后将集资款部分用于支付到期的本金、补贴、偿还个人借款等。因无力兑付到期集资款，赵某某又注册成立某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继续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虚假宣传养殖补贴项目，吸引社会公众投资。至案发前，赵某某非法集资3.5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2588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在涉农、房地产、新能源等领域，一些企业和个人常以“项目投资”“入股分红”等名义，以高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此类犯罪行为隐蔽性强、欺骗性大，广大投资者在投资时应保持高度警惕，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通过正规渠道咨询相关信息，判断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和欺骗。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为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功能，提高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关注和重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选取六件相关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批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及时确定监护人，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监护人的监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通过依法适用确定监护人等制度，及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一中，人民法院在党委领导下，积极与公安机关、民政局、属地政府等多部门沟通协调，及时依法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确定监护人，解决其报名考试的难题。

　　第二，强化监护人职责，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案例二中，父亲将未成年子女的款项作为首付款购买房屋，但未按照约定登记在子女名下，侵害了子女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父亲向子女返还财产。案例三中，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将5岁的幼子多次故意弃置在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场所，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遗弃罪，并判处相应刑罚。

　　第三，积极开展延伸工作，促进矛盾实质化解。延伸工作是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特色，更是贯彻执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优化延伸工作举措，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四中，人民法院在尊重未成年人意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监护能力评估、社会观护、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机制，妥善化解抚养纠纷。

　　第四，多措并举，破解抚养、探望执行难题。由于涉及人身和行为，抚养、探望等案件的执行往往是实践难点。案例五中，人民法院引入社会力量，委托社工协助，帮助当事人顺利实现探望。案例六中，人民法院创新执行手段，刚柔并济，实施执行预惩戒措施，同时审执联动，做好释法明理，最终审执两案均得以妥善处理，对同类案件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案例一：依法确定监护人 助力弃婴实现升学梦想郑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案

　　案例二：侵害子女财产权益 父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丁小某诉丁某、汪某返还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遗弃未成年子女 父母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某遗弃案

　　案例四：评估监护能力 加强融合保护佟某诉伍某抚养纠纷案

　　案例五：引入社会力量 破解探望难题胡某与杨某探望权纠纷案

　　案例六：刚柔并济 妥善执结抚养纠纷案胡某与徐某抚养纠纷执行案

　　案例一：依法确定监护人 助力弃婴实现升学梦想郑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案

　　王小某出生后不久被遗弃，后被郑某某捡拾并抚养长大。郑某某夫妇曾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多方查找，未能找到王小某的亲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身份信息。王小某就读于某校初中二年级，即将面临中考，但因亲生父母信息不明，考试报名遭遇阻碍。为此，郑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定郑某某为王小某的监护人。

　　审理法院认为，王小某的生父母不详，申请人郑某某有意愿也有能力抚养王小某，王小某本人也愿意继续与郑某某一家人生活。经属地政府、居委会及民政部门对郑某某进行调查评估，王小某继续由郑某某养育，有利于王小某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遂判决确定郑某某为王小某的监护人。后王小某顺利报名中考。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助力未成年人解决实际困难，全力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中，在党委领导下，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属地政府等多部门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及时依法为未成年人确定监护人，切实解决了未成年人遇到的实际困难，是“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生动体现。

　　案例二：侵害子女财产权益 父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丁小某诉丁某、汪某返还财产纠纷案

　　赵某与丁某离婚，儿子丁小某随丁某共同生活。双方离婚协议约定赵某给付丁小某生活费70万元，同时约定该70万元及丁小某从长辈处受赠的13.8万元应作为丁小某购买某房产的产权份额，由丁某代处理买房事宜并在房产证上登记丁小某名字及份额。后赵某按离婚协议约定给付了生活费70万元。

　　同年7月9日，丁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83.8万元，剩余房款以贷款方式支付。同年7月12日，丁某与汪某登记结婚，并将案涉房产登记至丁某、汪某名下，载明共同共有。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首付款83.8万元来源于赵某给付丁小某的生活费以及丁小某受赠的财产。该83.8万元应认定为丁小某的财产。丁某作为直接抚养丁小某的监护人，在购置房产时，未按离婚协议约定登记丁小某名字及所占有的份额，侵犯了丁小某的合法财产权益。案涉房产现登记在丁某和汪某名下，双方获得相应利益，应当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遂判决丁某、汪某给付丁小某83.8万元及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拥有的财产种类愈加丰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是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父母作为监护人时亦应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对于厘清监护人的职责，明确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归属及权益被损害的判断标准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具有重大导向作用。

　　案例三：遗弃未成年子女 父母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某遗弃案

　　被告人刘某某与乙某（女）离婚后，于2015年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对刘小某（2012年出生）直接抚养，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刘小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2018年至2019年期间，刘某某多次以到外地出差、与前妻发生矛盾等为借口，故意将刘小某弃置在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场所，经民警、老师等多次训诫、规劝未果，导致刘小某无人照顾，其中多次由民警安排人员代为照料。其中，2019年5月，刘某某将刘小某遗弃，民警接警后将刘小某接至派出所生活多日，刘某某因此被处以治安拘留六日。但刘某某不思悔改，又于同年9月6日再次故意不接刘小某放学，并不听规劝，致使刘小某被民警接至派出所生活多日。刘某某多次实施遗弃，每次持续时间从1日至10日不等，致使刘小某无法得到妥善照料共计30余日。同年9月11日，刘某某因涉嫌遗弃罪被刑事拘留。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确认，刘小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刘某某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刘某某在近两年时间内，多次将年仅六七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子，弃置于幼儿园、学校、地铁站等处，拒不照顾，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特别是在民警、老师多次训诫、规劝以及被处以治安拘留处罚后，仍继续实施遗弃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刘小某的身心健康，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父母离婚后，子女归一方直接抚养的，负有直接抚养义务的一方应当依法抚养照顾未成年子女。即使存在其他家庭矛盾或者个人私事，也不能逃避抚养照顾义务。遗弃未成年子女绝不是简单的家庭私事、琐事。父母拒绝履行法定抚养义务的，应依据遗弃行为的情节、危害程度，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情节恶劣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从严惩处恶意弃养，确保幼有所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案例四：评估监护能力 加强融合保护佟某诉伍某抚养纠纷案

　　佟某与伍某原系夫妻，2010年生一子伍小某。2013年，双方离婚，伍小某由伍某直接抚养。后因伍某管教方式不当等，伍小某自2024年开始与佟某共同生活至今。因对伍小某由谁直接抚养产生争议，佟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变更伍小某由其直接抚养。经查，伍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佟某亦接受过行政处罚。

　　审理法院经单独征询伍小某意见，其表示愿意跟随母亲佟某生活。后审理法院委托社工机构对佟某的监护能力进行评估，就抚养条件进行家事调查，并对伍小某开展社会观护，得出佟某具备合格的监护能力的结论。最终判决伍小某由佟某直接抚养。

　　考虑到佟某此前接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为确保其可以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审理法院在作出判决的同时，向佟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提交具体《抚养方案》并作出《未成年子女抚养承诺书》。同时，根据伍小某面临中考的实际情况，审理法院还帮助伍小某进行学业规划。案结后，当事人向审理法院寄送感谢信。

　　父母双方均有过错的抚养纠纷案件，对当事人监护能力的判断系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本案创新监护能力评估、家庭教育指导和社会观护相结合的保护路径，采取多种举措加强对直接抚养一方监护能力、抚养条件等情况的审查评估和衡量判断，确保判决建立在充足的事实证据之上。同时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注重加强融合保护，促推监护人提升监护意识和监护能力。

　　案例五：引入社会力量 破解探望难题胡某与杨某探望权纠纷案

　　胡某与杨某原系夫妻，生育一女胡小某。后胡某与杨某离婚，约定5岁的胡小某随胡某共同生活，杨某可在每周五探望胡小某。离婚后，双方就探望事宜屡次发生分歧，杨某曾为此申请强制执行。后在某次探望时杨某和胡小某之间发生了不快，父女之间产生隔阂。现胡某认为杨某的行为不利于胡小某成长，且胡小某对杨某的探望持排斥态度，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杨某的探望方式为每月探望一次。

　　审理法院认为，杨某和胡小某之间产生隔阂，致使探望受阻，单纯通过探望权判决难以达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的目的，故在诉讼中聘请社工在探望基地协助杨某对胡小某进行探望，并对杨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该次探望后，胡某与杨某达成了新的探望协议，审理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后经回访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探望依协议约定顺利开展。

　　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方的妥善探望，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但实践中探望权的行使往往因双方矛盾受到阻碍。本案人民法院借助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通过协助探望的做法，既尊重了未成年人的意愿，又保障了探望权的顺利行使。通过“协助探望-调解-回访”模式，化解了家庭成员间多年来因探望引起的矛盾，对切实化解“探望难”问题有示范性的作用。

　　案例六：刚柔并济 妥善执结抚养纠纷案胡某与徐某抚养纠纷执行案

　　徐某与胡某系夫妻，双方因感情问题分居，1岁婚生女徐小某随胡某生活。分居期间，徐某借探望之机擅自将徐小某从胡某家带至外地藏匿，并拒绝胡某探望，胡某多次找徐某协商无果，后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将徐小某交由其监护抚养。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徐小某尚处幼年，出生后主要跟随胡某生活，交由胡某抚养更有利于成长，遂判决胡某与徐某分居期间徐小某由胡某抚养。判决生效后，徐某未依判送交徐小某，胡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徐某经法院通知仍不主动履行义务，并将徐小某藏匿至亲戚家，且频繁更换居住地，抗拒执行。人民法院向徐某发出《预罚款通知书》及《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告知若7日内未主动履行义务，将对其处以1万元罚款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执行期间，胡某另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徐某离婚，徐某亦不配合审判工作。后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联动开展工作，多次电话连线、见面约谈当事人，耐心沟通、释法明理，向徐某宣讲因父母抢夺子女等对子女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后徐某主动将徐小某移交给胡某，离婚纠纷案件也调解结案。

　　抚养权执行属于行为类执行案件，不可代替履行，且涉及未成年子女人身权益保护。如果直接对一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需要充分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是否造成负面影响等因素，实践中执行工作难度较大。本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创新执行手段，刚柔并济，一方面通过预拘留、预罚款等执行预惩戒措施，敦促被执行人主动沟通、主动履行；另一方面，执行部门和审判部门联动，做好释法明理、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最终促成审执两案均妥善了结，对类似案件处理具有示范作用。

　　的发展推动着各行业的转型，尤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宁夏中卫市深刻认识到这一趋势，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视为其经济转型的关键支柱，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政策，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中卫市凭借其“双节点”城市的优势，统筹整合各类医疗资源，建设了一个涵盖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及行业企业的综合性健康数据网络。通过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完善了医疗服务流程，解决了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中存在的效率低下和不透明的问题。根据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报告，中卫市在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总指数中位列第23，显示出其在这个领域的显著进步。

　　在具体实现方法上，中卫市围绕建设“四类平台”和实施“五项创新”展开，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资源整合能力。这些平台不仅用于基础数据的存储与管理，还通过整合医疗服务，实现了多方面的资源共享，带动了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在云计算资源池和“互联网+医疗健康”业务响应中心的建设上，样板效应明显。

　　通过远程医疗体系的嫁接和智能家医服务品牌的打造，中卫市能够为其地区的居民提供24小时的医疗健康管理服务。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了诊断的精度和效率。统计数据显示，通过这一模式，远程会诊服务已经达到38万例，极大地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效果。

　　中卫市还着力建设一套“云储、云诊、云阅、云胶、云监”的影像服务模式，实现了影像数据的即时调阅与共享。这一严密的网络为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打下了基础，解决了医学影像数据孤岛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无论是患者的基础信息还是复杂的影像数据，都得以在各服务提供主体之间无缝流转，打造出一个高效的信息交互平台。

　　为应对未来医疗的发展，中卫市紧抓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所带来的机遇，计划继续深化智能化应用。通过构建综合性的医疗运营决策支撑系统，能够对入组率、住院费用等多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这将有效提升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同时为医改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在保障数据安全方面，中卫市已搭建出符合国家三级安全标准的医疗云专区。200余个医疗系统的纳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技术潜在的风险，这种自助式、可控的互联网环境至关重要。有了这些基础，未来医疗将更加聚焦于病人体验和精准医疗的发展方向，确保所有的医疗信息在可监管的框架内流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居民。

　　展望未来，中卫市将继续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探索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激发医疗数据的共享与开放，促进医疗健康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依托这一系列的举措，中卫市不仅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上走在前列，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建设样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三大主题，探索打造智慧医院样板，其创新实践不仅获得了患者的广泛认可，还被哈佛商学院收录为教学案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医院、研究机构开展深度交流，成为中国智慧医疗走向世界的典范。

　　3月27日，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MBA班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展研学活动，围绕智慧医院开展专题学习。Kellogg商学院策略管理教授、医疗管理项目主任Craig Garthwaite，策略管理教授 Paul Campbell等知名专家亲临现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顾建英对50多位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在致辞中指出，作为全国首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单位，中山医院通过数智技术创新持续赋能医疗新质生产力发展，目前已与多家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及医疗机构开展多层次合作，系统化输出中山医院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并深度参与国际医疗创新体系建设。

　　信息与智能发展部主任助理、规划与管理中心主任钱琨系统介绍智慧医院的建设规划与实施路径。

　　“中山医院智慧医疗案例入选哈佛商学院教材时就引发我们关注，实地见证更觉震撼。”Craig Garthwaite教授表示，中山医院不仅通过数智技术创新提升了诊疗效率，更以人性化服务深化了患者关怀，这种技术革新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突破，为全球医疗数字化转型树立了新标杆。未来，希望能与中山医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智慧医疗发展的新路径。

　　中山医院的智慧医疗方案正在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并引发广泛关注。近日，泰国玛希隆大学拉玛提博迪医学院代表团也赴中山医院开展交流。泰方代表表示，中山医院将前沿技术与临床需求深度融合的经验，极具借鉴意义，为泰国医疗系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瑞士、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南非等国的医疗机构也通过中山医院“亚洲医学周”平台寻求在智慧医疗领域的深度合作。

　　顾建英书记表示，在全球医疗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中山医院始终以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跨国协作，系统化输出中山医院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全球卫生事业进步贡献“中山智慧”与“中山方案”。

　　日前，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工业数智化转型实施方案（2025—2030年）》（简称《方案》）提出到2030年实现规上医药工业企业数智化转型全覆盖的目标，推动AI制药快速发展。

　　七部门的《方案》首次将AI制药设备研发纳入中央财政重点支持范畴，形成“设备-场景-平台”全链条扶持体系。而国家数据局2024年发布的《医药健康数据流通应用试点方案》，将在15个省份建立临床数据脱敏共享机制，截至2025年3月已归集超800万份标准化医疗影像数据，为AI诊断模型训练提供底层支撑。

　　与此同时，国内外相关企业也在加大对AI医疗产业的投入，形成了三大突破性案例。

　　‌1、英矽智能。2024年其AI设计的TNKS抑制剂ISM801在Ⅱ期临床显示ORR达47%，研发周期缩短至18个月（传统模式需4-6年），估值突破50亿美元。

　　2、‌腾讯觅影数智化落地‌。截至2025年3月，该系统已接入全国1800家医疗机构，累计完成1.2亿次AI辅助诊断，带动合作硬件厂商营收同比增长215%。

　　3、‌GE医疗Edison平台商业化‌。其AI赋能的CT设备Revolution Apex在2024年实现全球装机量超2000台，单台设备年服务收入达150万美元，中国市场贡献率超40%。

　　展望后市，麦肯锡预测中国AI医疗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80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4500亿元，CAGR达41%，其中AI制药细分领域增速超60%。IDC研究显示，2025年医疗大模型参数规模突破万亿级，多模态诊断准确率有望达到三甲医院主治医师水平，催生千亿级智能设备更新市场。

　　具体到A股市场，截至2025年4月26日，Wind的 AI医疗指数动态PE为38倍，低于科创板生物医药板块的52倍，PEG仅0.83。而已披露一季报的45家AI医疗企业中，32家营收增速超30%，AI制药CRO企业毛利普遍提升5-8个百分点，智慧医院解决方案提供商合同负债同比增120%。可关注板块的估值修复机遇。（光大证券微资讯）

　　在东营区的一家医院里，来自青岛的李女士与本地居民比邻而坐——这幅“跨城求医”与“家门口看病”和谐并存的画面，正是东营区深化医疗改革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东营区以满足群众高品质健康需求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精准诊疗满足多元需求，用数字技术重构服务流程，让优质医疗资源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城乡每个角落。

　　“我产后半年，经常尾骨疼痛，咳嗽打喷嚏时漏尿，从小区群里看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了产后康复门诊，我立刻就来咨询了，经过大夫详细检查，确定了治疗方案。一个疗程结束，漏尿明显改善，尾骨疼痛也好多了。”家住春风十里小区的杨女士说。

　　“近年来，针对育龄女性产后全面康复的需求越来越大，文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区人民医院人员、技术帮扶下，开设盆底康复门诊，开展康复项目，让宝妈们在‘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机构就能享受到专业、有效的康复服务。自2024年6月份开诊以来，东营区人民医院派出2名专家与文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一起为400多名患者提供了咨询治疗服务，大力提升了辖区育龄女性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文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乃芳介绍说。

　　东营区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东营区人民医院为纽带，探索建立“1+8+N”医共体模式，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东营区人民医院与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辐射8家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5家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和设备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这里，本地居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东营区的医疗改革正惠及更多群众。

　　上午9点，东营区中心医院中医门诊候诊区已座无虚席。“听说这里的大夫针灸特别灵，我是专门从青岛过来治疗的。”从青岛跨越200公里前来就诊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您的控糖方案需要调整了。”在测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管理团队根据患者的动态血糖监测数据，为其量身定制饮食和运动计划。该中心是全国“基层血管健康管理示范单位”和三星级糖尿病示范门诊，已累计举办健康讲座150期，覆盖1.2万人次，并为近千名糖尿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除了每月定期开设健康讲座，我们还建立了糖友健康教育微信群，随时随地为患者解答问题。”徐芳主任介绍。

　　在东营区中心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内，王女士正在接受科学减重指导。仔细翻看她的体检报告，内科医师罗丽娜联合营养师、康复科和中医专家，定制食谱和个性化方案。“以前只知道节食，现在有专业团队帮忙，减重更科学了。”王女士说。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设体重管理门诊以来，东营区中心医院已为80余名患者建立动态健康档案，以“健康减重、预防疾病”为核心目标，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疗法相结合的模式，涵盖生活方式干预、中医特色治疗、代谢评估及运动康复等服务，帮助患者健康减重。

　　类似的精准医疗服务已在东营区推广：文汇街道中心为产后女性提供盆底康复疗程，龙居镇卫生院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中医养生套餐……一项项特色服务，让居民享受到更贴心的医疗照护。

　　“上午开方，下午汤剂就送到家。”在黄河路街道国医堂，智能共享中药房正在颠覆传统就医体验，让居民告别了漫长的候药时间。目前，东营区100%的基层医疗机构接入市域共享中药房，通过处方数字化流转和代煎物流配送，大幅提升服务效率。

　　在胜园街道的温家村，村民温玉祥笑着走进卫生室的大门：“以前去城区医院拿药要跑15公里，只能一次拿好一个月的量，现在走几步就能搞定，太方便了！” 作为医保延伸服务点，温家村卫生室实现了慢性病用药“家门口”取药和医保报销，为患者提供门诊慢性病及“两病” 患者的就医、取药、医保报销、门诊慢性病申请材料受理、“两病” 患者备案、居民门诊统筹报销，以及门诊慢性病用药统计上报等一些贴心服务。

　　这种数字化转型已渗透东营区的每个角落：龙居镇卫生院的DR室通过AI辅助诊断，使骨折检出准确率达98%；温家村卫生室运用物联网药柜，实现慢性病药品智能补货；东营区人民医院搭建的远程心电监测平台……

　　此外，东营区投入1.8亿元建设的19处国医堂、128处中医阁，配备智能艾灸仪、中药熏蒸舱等设备，为“望闻问切”插上科技翅膀，让传统中医药和基层医疗重新焕发活力。

　　跨城求医的患者，到镇村医生学习新技术，再到智能系统守护居民健康。东营区的医疗改革，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当“15分钟服务圈”成为现实。当科技赋能基层医疗，这份“治愈良方”正温暖着东营区每一位居民。（大众新闻记者 孙乐佳 通讯员 李楠）

　　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撑。婚姻家庭制度作为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以原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围绕常见的婚姻家庭法律问题，选取9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解读、释法明理。

　　彭某与女友订婚后，根据老家习俗，给了女方10万元彩礼。由于二人聚少离多、经常争吵，最终分手，没有领证结婚。彭某想要回彩礼，却遭女方拒绝，于是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女方将彩礼全部返还。

　　①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彩礼的性质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即当约定的缔结婚姻的条件不能成就时，赠与行为无效，受赠方应返还彩礼。彭某给付彩礼的初衷是为了结婚并维持相对稳定的夫妻关系，现双方未登记结婚，女方应当返还。至于返回彩礼的比例，一般会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彩礼数额、回礼情况等予以确定。若“借彩礼之名，行敛财之实”，实施“骗婚”等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为法律所禁止。

　　杨某在恋爱期间与女友签订了“恋爱协议”，约定若分手，便向女方支付“青春损失费”10万元。后由于生活理念不同，杨某提出分手。因10万元给付问题，女方将杨某告上法庭，后被判败诉。

　　民法典第464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恋爱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恋爱协议”也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合同，不能依据民法典对其进行规范。青春与金钱之间不存在价值交换关系，约定以金钱的方式“弥补青春”，与社会公序良俗相违背，也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本案中女方对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张某经常给女友杨某发微信红包表达爱意，几年下来累计花费5万余元，此外还为杨某购买了2万元的订婚戒指。后女友提出分手，张某难以接受“人财两空”，便诉至法院，想要回相关钱物。法院判决女方仅返还戒指，驳回了张某其他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情侣间为表达爱意、加深感情，常常会相互送礼物、发红包，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赠予。情侣间的赠与一般可分为无偿赠与和附条件赠与。本案中，张某以微信红包形式转给女友的钱款，通常被视为无偿赠与，不能要求返还；订婚钻戒属于彩礼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如结婚目的没有实现，可以要求对方退还。相识相恋不易，情侣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也要学会理性思考，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如果出现财物纠纷，应积极沟通协商，依法维护权益，力争好聚好散。

　　小刘与妻子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妻子主张“精英式培养”，小刘则认为不能过度教育。暑假期间，妻子瞒着小刘给孩子报了近2万元的课外培训班。小刘得知后很生气，认为培训合同未经他同意，应认定为无效，要求培训机构退费，遭到拒绝，一气之下诉至法院，被判败诉。

　　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包括一家人衣食等用品的购买，保健、娱乐、医疗、子女的教养等，夫妻互为代理人，享有家事代理权，这是婚姻的当然效力。在第三人无法确定一方是否具有代理权时，视为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虽然教育服务合同未经小刘同意，但是这笔花销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都产生效力。因此，小刘的诉求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小张与妻子都是火爆脾气，结婚后争吵不断。一次大吵过后，两人怒气冲冲地来到民政局登记离婚。工作人员告知两人关于离婚冷静期的相关规定，要求他们30天之后再来办手续。还不到30天，两人便怒气消散，又重归于好，便没有再去办离婚手续。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当离婚的成本越来越低，人们对婚姻的坚守程度也会随之降低。民法典设置“离婚冷静期”，主要就是为引导夫妻双方深思熟虑、妥善处理关系，防止类似小张夫妻这种冲动离婚、轻率离婚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冷静期制度仅适用协议离婚的情况，不适用诉讼离婚。

　　陈某（男）与赵某（女）结婚前，陈某父母出全款为两人购置一套婚房，登记在双方名下。两人结婚5年后离婚，该房产时价为200万元，陈某认为该房产系其父母出全款购买，与赵某没有关系。赵某则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房产应作为共同财产平均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该房产归陈某所有，同时陈某须支付赵某房屋分割价款78万元。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在我国，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婚房的情况比较常见。在司法实践中，如父母出资购置的婚房仅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则视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登记在双方名下，则视为对双方的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需进行分割，具体分割比例需考虑出资情况、婚姻持续时间等因素。本案中，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一般应平均分割，但法院考虑到陈某父母系全款购房，且陈某、赵某婚姻只持续了5年，据此判令陈某给付赵某78万元房屋分割价款，更符合民法典公平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常某与丈夫王某离婚后，一债主同时将两人告上法庭，称王某在婚内向其借款数万元，要求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查明，该笔借款被王某用于打赏网络主播，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合意举债或者其中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生活中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以及正当的娱乐、文化消费等，其金额和目的应符合“日常性”和“合理性”。本案中，王某未经常某同意，私自借款数万元用于打赏网络主播，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常某无须为其前夫承担还款义务。

　　徐某（男）与李某（女）婚后育有一子（1岁半）、一女（8岁），两人准备离婚，都想争取孩子抚养权。徐某经济状况较好，工资收入是李某的数倍，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李某虽收入不高，但女儿更愿意随其生活。法院最终判决，儿子、女儿抚养权均归李某，徐某按照其月收入的40%给付李某抚养费。

　　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很多夫妻在离婚过程中，最烦恼的不是财产分割，而是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关于孩子的抚养权，法院一般会综合考虑双方基本条件、孩子生活环境以及孩子本人意见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本案中，虽然男方工资收入高于女方，但经济条件并非判定抚养权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儿子不满两周岁，原则上应由母亲直接抚养；女儿已满8岁，且更愿意随母亲生活，应尊重其意愿。因此，法院将子女抚养权均判决给了女方。

　　杨某与妻子结婚多年，育有一双儿女。因杨某在外地工作繁忙，妻子便做起家庭主妇，负责照顾子女和老人。后杨某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妻子认为其放弃工作照料家庭、牺牲较多，要求杨某给予补偿。经审理，法院判决双方离婚，由杨某支付经济补偿金5万元。

　　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家务劳动看似平常琐碎、微不足道，但却是家庭生活的基石，应获得价值认可。本案中，因杨某长期在外工作，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的义务主要由妻子承担，为杨某安心工作创造了条件，对家庭贡献较大，故离婚时有权获得相应经济补偿。具体的补偿数额一般结合夫妻关系存续时间、双方经济状况、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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